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伟大的无神论者——范缜

 

    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南朝时期,江南山明水秀的土地上,寺院佛塔林立,僧尼遍及城乡,到处笼罩着佞佛的乌烟瘴气。晚唐诗人杜牧在《江南春》诗中写到:“千里莺啼绿映红,水村山郭酒旗风。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”。就是很好的写照。
    是时,朝野上下,无不沉醉在灵魂不死、轮回报应的佛教迷信之中。齐竟陵王萧子良,多次在府邸设斋,大会众僧,亲自献茶上菜。梁武帝萧衍,这个被群臣在奏表上书中称为“皇帝菩萨”的佛教信徒,更是常年斋戒,苦行事佛。他不仅亲临同泰寺讲解佛经,流连忘返,而且还表演了三次“舍身”同泰寺充当苦役的闹剧,每次少则四天,多则三十七天,最后都被群臣用重金赎回。在梁武帝的心目中,佛教是最崇高、最神圣的信仰,他在一道诏令中宣称:“道有九十六种,唯佛一道,是为正道,其余九十五种,名为邪道。”命令“公卿百官候王宗族”必须放弃别种信仰,“反伪就真,舍邪入正”。佞佛之举风靡一时,京城建康“佛寺五百余所,穷极宏丽;僧尼十余万,资产丰祆。所在郡县,不可胜言”。
    在这佞佛声浪甚嚣尘上的时候,战斗的唯物主义思想家、杰出的无神论者范缜,力排众议,独树一帜,登上了时代的论坛,如长空的惊雷,震撼了妖氛弥漫的南国大地。
    范缜(约450~510)字子真,南乡舞阴(今泌阳县羊册镇古城一带)人。不少书目上讲范缜出身于寒门庶族,这是十分错误的。范缜的祖先可以追溯到春秋末年晋国的范宣子,韩、赵、魏三家分晋后,范氏的一支外迁至南阳并定居下来。称南阳顺阳范氏(又称南乡舞阴范氏),这支范氏兴起于秦汉,贵显于东晋南朝,衰落于隋朝,是当时天下范姓最显赫的一支。范缜的祖父范璩之仕宋曾任中书待郎、淮南太守,璩之叔辈出了个很有名气的人物,就是临汉测的作者范哗。范父蒙早逝,仅做过散骑省属官奉朝请,说他少孤家贫还是比较确切的。他自幼刻苦勤学,十八岁离家,投师沛郡相县(今安徽宿县)名儒刘献门下。因学业优异,深得刘献器重,刘亲自为他举行冠礼,以示优待。其同学多为“车马贵游”的纨绔子弟,范缜虽然布衣草鞋,“徒行于路”,但从不自卑自愧。他在同窗中,“卓越不群”,敢于藐视权贵,勇于发表“危言高论”。他深入钻研经学,尤精“三礼”(《周礼人》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)。他性格直爽,敢于发表学问上的独特见解,《梁书》说他“好危言高论”,引起贵族子弟的敌视和疏远。二十六岁时上书王仆射,陈述改革政见,未见回音。范缜报国无门,壮志难酬,二十九岁已白发皤然,曾作《伤暮诗》、《白发咏》以自嗟!
    齐代宋以后,范缜当上了尚书殿中郎。这时,竟陵王萧子良在京都鸡笼山西邸官舍礼贤纳士,萧何(后来的梁武帝〕、王融、沈约、范缜等均在邀请之列。但是,在应邀的“名士”中,除范缜之外几乎无一不是佛门的忠实信徒。他们笃信人灵魂不死,认为当甲生活在世的时候,灵魂就寄托在甲的肉体中;当甲死去以后,灵魂又寄托在乙的肉体中;如此转移,永远不死。灵魂在前世埋下了“因”,后世就要结出相应的“果”。人假如在前世,今世行善,今世、来世便会富贵;反之,人假如在前世、今世作恶,今世、来世就要贫贱。所以,人人都要按照佛的指点,行善弃恶,以便超脱轮回,进入天国。范缜对他们这套荒谬的因果报应说和三轮回说嗤之以鼻,并大唱反调,“盛称无佛”。信仰上的不同自然要引起思想冲突,结果在齐武帝永明七年(公元489年)爆发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论战。
    这场论战,首先是在萧子良和范缜之间就因果报应说展开的。有一天,萧子良突然质问范缜:“君不信因果,世间何得有富贵?何得有贫贱”?范缜则认为世间万物都是自生自灭,“各安其理”,根本不存在因果报应。于是,他振振有词地回答:“人生好比一株树上的花,同时结蕾绽放,又同时随风飘散。不过,有些花瓣由于门帘窗帷的起落被带进厅堂,留在首席上;有些花瓣则因篱笆短墙的遮挡而被阻隔在厕所,掉进粪池中。殿下荣华富贵,就象留在首席上的花瓣;下官颠沛流离,则象掉进粪池的花瓣。贵贱虽有不同,但都是偶然的机遇,哪里有什么因果报应呢?”范缜这番有理有据的答辩,驳得萧子良无言以对。
    经过这次较量,范缜增强了稳操胜券的信心;于是,他又把枪战的锋芒指向了因果报应说和三世轮回说的理论基础“神不灭论”;为此,他昼夜伏案,振笔疾书,开始了传世名篇《神灭论》的写作。
    范缜在《神灭论》的开头写道:“神即形也,形即神也。是以形存神存,形谢则神灭也”。这是他的著名论点“形神相即”说。“形”是形体,“神”是精神,“即”则是不能分离的意思。把上述两句话联系起来解释,就是说,形体和精神不能分离,精神和形体也不能分离;有形体存在才有精神存在,如果形体消失了,精神也就无法存在了。在范缜看来,形体和精神是既有区别、又有联系的不能分离的统一体,即形神“名殊而体一”,或曰“形神不二”。
    接着,范缜把形神相即说引伸一步,继续写道;“形者神之质,神者形之用;是则形称其质,神言其用,形之与神,不得相异也。”这里所说的“质”就是主体,“用”则是作用。串起来讲是说,形体是产生精神的主体,精神是形体发挥的作用,作用决不能脱离主体而单独存在。为了通俗地说明“形质”“神用”的道理,他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,说:“神之于质,优利之于刃;形之于用,犹刃之于利。利之名非刃也;刃之名非利也;然而舍利无刀,舍刃无利。未闻刃没而利存,岂容形亡而神在”?大意是说,精神对于主体和主体对于精神,就好象锋利对于刀刃和刀刃对于锋利,二者密不可分。固然锋利不是刀刃,刀刃也不是锋利;但是,如果离开了锋利就无所谓有刀刃,离开了刀刃也无所谓有锋利。既然从来没有听说过刀刃不存在而锋利依然存在,那又怎么能说形体消灭了而精神依然存在呢?
    在论证“形质神用”的理论时,范缜强调指出,不同的“质”有不同“用”,“神用”并非是所有的“质”都具备的“用”,而是只有活人的“质”才独有的“用”。其中,他特别强调“人之质”“有知”。他说:“令人之质,质有知也;木之质,质无知也。人之质非木质也,木之质非人质也,安有如水之质而复有异水之知哉?”简而言之。就是:因为人的“质”与木的“质”不同,所以人“有知”而木“无知”。不能说有木一样的“质”,却有与木之质不一致的“知”。精神活动(“有知”)是活人这个“质”特有的“用”,木之质是根本不具备的。因此,不可把活人的“质”同与木之质无异的死人的“质”混为一谈。他又进一步论述道,人从活到死,“质”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。由于死人的“质”同本之质相同,因而其“知”与木无异;活人的“知”与木有别,则因其没有与木相同的“质”。他从而得出结论:人死以后,精神活动就随之停止、消失了。既然如此,那么佛教鼓吹的灵魂不死的谬说,即“神不灭论”便不攻自破了。
    《神灭论》初稿草成后,士林争相传抄,一时洛阳纸贵。由于范缜的形神一元论,严重地动摇皇家统治的精神支柱——宗教迷信的形神二无论,使得“朝野喧哗”。萧子良慌忙调集众僧名士,软硬兼施,轮番围攻范缜。王琰撰文冷嘲热讽,说:“呜呼!不孝的范先生,你怎么竟连自己祖先的神灵在哪里都不知道?”妄图以此封住范缜的嘴。没料到范缜反唇相讥,说:“呜呼!孝顺的王先生,你既然知道自己祖先的神灵在那里,为什么不杀身去孝敬他们呢!”闹得王琰困窘不堪。萧子良见王琰强攻败阵,又唆使王融以爵禄前去利诱。王融对范缜说:“神灭之论既然是异端邪说,而你却执意坚持,这样下去,‘恐伤名教’。凭你出众的才华和美德,倘若放弃此论,何愁官至中书郎?你为什么偏要违背朝廷旨意,自讨身败名灭呢!”范缜听了哈哈大笑,含沙射影地回答:“假如我范缜肯于‘卖论取官’,早就当上了尚书今、中书令和仆射之类高官,你说的中书郎岂在话下?”这一席柔中有刚的话,把王融羞辱得进退维谷,无地自容。
    萧子良对范缜的围攻尽管失败了,但是,“神灭论”同“神不灭论”的斗争并没有结束。梁代齐以后,萧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。他接过萧子良的衣钵,继续对范缜进行大规模的围攻。这一次,先由总管全国僧侣的法云出面向梁武帝上书,称范缜的《神灭论》“群僚未详其理,先以奏闻”,提醒萧衍用皇帝的威严压服范缜。梁武帝则顺水推舟,写了《敕答臣下神灭论》。他在文章中引经据典地宣扬“神不灭论”:“观三圣(儒、佛、道)设教。皆云「神」不灭,其文洪博,难可具载。止举二事,试以为言。《祭义》云,‘唯孝子为能飨亲。’《礼运》云,‘三斋,必见所祭。’”意思是说,灵魂不灭在儒家经典里是有记载的。《礼记·祭义》说,只有孝子寸能使死去的亲人享受祭品。《礼记·礼运》说,如果在祭祀前三天进行斋戒淋浴,做好虔敬的精神准备,就能见到所要祭祀的鬼神。同时又以“神灭之论,朕所未详”为借口,要求范缜撰写“设宾主”(当时流行的一种问答体论文)的文章,“就佛理以屈佛理”,妄图迫使范缜放弃真理。范缜对此毫不示弱,勇敢地接受了梁武帝的挑战。以“自设宾主”的形式,修改并充实了《神灭论》。梁武帝见范缜不肯低首就范,于是便策动“王公朝贵”六十四人围攻范缜,他们先后写了七十五篇反驳《神灭论》的文章。可是,这批毫无真才实学的御用文人,个个都是萧衍的应声虫,他们光会随声附和皇帝的“御旨”,根本讲不出令人信服的道理,只能谩骂范缜“欺天罔上”,“伤化败俗”,声嘶力竭地叫嚣取缔“妨政实多”的《神灭论》。面对这场泰山压顶般的围攻,范缜镇定自若。他“辩摧众口,日服千人”,就连最善于诡辩、连续撰写《难神灭论》和《重难神灭论》的曹思文,也一筹莫展,不得不承认自己“情思愚法,无以折其锋锐”。
    大贤寂寞,大音稀声,闲来我常把范缜单与孔子放在一起比较。孔子因鲁定公沉溺女色、怠于政事而绝望出游列国,以“仁政”游说诸侯,结果是在卫国受监视,过匡城(今河南长垣县境内)遭拘禁,去晋国逢战乱,后来又回到卫国度过了不愉快的三年,因与卫灵公夫人南子交往还被弟子子路指责为有失身份。此后过宋国遭迫害,被困陈蔡间“绝粮七日”、“从者皆病”。十四年的列国奔波。十四年的“仁政”不切世用。最后还是回归鲁国,寂寞地讲学,静静地著书。大学者施蛰存在《闲话孔子》一文中说:“在春秋战国时代,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奔走于王侯之门,献策求官,孔子也是其中之一。”又说:“我说他并不伟大,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只是一个政客!”这种观点颇引人深思。自汉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孔子为历代统治者累累褒封加谥,尊奉为“至圣先师,”“万世师表”,被士子学人奉为圭臬,对之亦步亦趋。与孔子相比,范缜所受的待遇就差远了。被当今学者从某种意义上讲视为“一个政客”的孔子,其孔府、孔庙、孔林世世代代香火缠绕,子子孙孙累世受赏被封,而绝不“卖官取论”的范缜子孙久已湮没无闻,泌水之畔、伟人故里的舞阴故城不曾为其留下一黄士。但范缜却以其独步天下的无神论思想永炳中国哲学史、。思想史的史册。
    南朝齐永明年间,齐与魏和亲,相邀有才学的人互访,范缜及从(堂)弟范云、内弟萧琛等五人相继以“行人”,衔出访北朝魏,皆扬名邻国。值得一比的是,范云最后官做到散骑常待、吏部尚书,封霄城县候,食邑千户,其诗句“洛阳城东西,长作经时别,昔日雪如花,今来花似雪”和“江干远村浮,天未孤烟起”被誉为古诗词佳句,却没有范缜的名气来得大。与当时朝野上下喧闹的佞佛声比,瓦釜雷鸣只是一时,黄钟大吕却震烁千古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作者:孙德兵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 
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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